(原文出處：交大喀報/記者 謝孟如 報導）我仍記得訪問那天飄著的小雨，不讓人緊張，卻一點一點地在我身上留下雨水的痕跡，一如顧玉玲老師的著作，在閱讀的過程中悄悄改變我對移工的偏見。
印象中，社會運動者不是看起來正經的冷漠，就是激動的剽悍，然而顧玉玲打破了我的認知，溫和，卻堅韌。
顧玉玲在辦公室。（圖片來源／謝孟如 攝）
顧玉玲大學那幾年，適逢解嚴，往日禁止的書籍、資訊湧入社會，過往的「政治犯」走入校園，將左派知識傳遞給學生。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，莘莘學子們不再置身事外，開始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連結，其中也包含了顧玉玲，她跟著同伴走入抗議現場，24小時泡在社會運動裡；走入鄉鎮、受災區，探詢同溫層以外的世界。
對那時的顧玉玲來說，那是一個全新的世界。在左派的書籍中，她重新認識了何謂階級、公平與正義，照她的話來說，就是「打開了左眼」，也同時對農工階級產生了一定的情感。然而在這過程中，她也產生了不少疑問，什麼是民主？什麼是無產階級？到底那些農人和工人的生活是長怎樣呢？儘管當時她已參與了不少社運，出身於軍公教家庭的顧玉玲，在當時仍不太能理解那些不存在於她生命中的體驗。
有別於很多社運的同志踏入媒體業與政壇，顧玉玲在畢業後走進工會，懷揣上述的疑問，以及想給大學時代的自己一個交代，擔任了工會秘書，真實的參與了勞工的生活。目睹了幾近傷耳的地下印刷工廠，和地上窗明几淨的白領工作區的對比；凌晨3點和一群工人在下班之後去唱卡拉OK。後來她陸續加入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、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組織，從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污染案（RCA）到最近的北捷潛水夫症案，她與勞動者並肩作戰，目睹所有的不公平，以及在面對艱困處境之下，仍為自己權益奮鬥的勞工們。
「我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、以及整個精神的生活等等，遠比我想像的多很多，可以說是完全泡在運動裡了，但是我所收獲的遠比我所期待的多很多，就因為划算，才會一直待下來。」她是這樣跟我說，在她從事勞工運動的這幾年，她與許多不同種類的勞工站在一起，她學習到了很多書本上沒有的經驗，也讓她在公
平和民主上有新的認知。對顧玉玲而言，她當初並沒有想到會在勞工運動上走了這麼遠的路，但她也樂在其中，無關於什麼犧牲奉獻。
對「贏」的重新定義
貼近勞工生活後，顧玉玲重新定義了社會大眾對弱勢者的認知。她說我們常常會將弱勢者跟受害者畫上等號，其實不然，所謂的弱勢者諸如性工作者、等等，但他們並未像我們既定印象中，受害者哭哭啼啼尋求幫助的模樣，他們仍奮力爭取自己的權益，而我們卻站在上位者的角度，將他們與受害者的身分掛勾。
所謂的弱勢，其實是指他們在社會處境上的弱勢，大人常說「努力就會成功」，但這個常理對於那些弱勢者來說，是遙不可及的。以她在工傷協會看到的案例來說，一位斷手工人的老婆來向顧玉玲訴說她老公整天待在家看武俠小說，而不出去找工作。然而細究背後的原因，不是他不努力，而是這位工人努力的面試，卻仍舊只拿回了公司的紀念品，幾乎沒有人需要一位斷手工人。社會的不公像張蜘蛛網，這些弱勢者正是上面被纏繞的獵物，越努力掙扎卻越挫折。
儘管很多時候權益的爭取是徒勞無功的，在社會運動中往往是十打九輸，他們內部也常常說少輸就是贏。這很令人挫折，就像那位斷手工人找工作的心境一樣。後來他們重新定義關於「贏」的定義，社會運動求的是翻轉，而社會翻轉並不是短時間能達成的，想要翻轉一個議題，需要改變很多人，如果在抗爭的過程中，讓每一個參與者有所成長，甚至是部分旁觀者產生改變，又何嘗不是一種前進？
貼近但無以再現的真實
顧玉玲最知名的兩本著作，是描述外籍移工的《我們：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（以下稱《我們》）以及《回家》。這兩本書紀錄了移工在台以及返鄉的生活，讓我對移工有更進一步的認識，而不只是停留在大眾賦予的負面形象中。我總認為作者在描寫有關社會議題的書籍時，是懷有崇高理想或是沉痛呼籲的，然而有趣的是，在提及《我們》的創作動機時，她卻表示這本書她是當作企劃案來寫，為的是參加台北市一項文學比賽的競選，好利用獎金來幫助機構財務，創作《我們》對她來說，是她眾多企劃案中的其中之一。
而在問及為何是以外籍移工為主角時，顧玉玲回答，因為外籍移工的議題在台灣是相對較難申請到錢的，然而以文化的形式會比較容易拿到補助，又因為她當時剛好待在移工組織裡。事實上，每一個勞工權益在她心中都是一樣重要，都有它的不可取代性。
無論是《我們》還是《回家》，在大眾的評論中常常會看到「寫實」二字，然而顧玉玲卻告訴我世上沒有絕對的真實，「真實是無以完全再現的，真實只能逼近。」而這些移工的故事在記錄時，也是這些移工經過思慮，呈現出來的其中一面而已。顧玉玲站在比大眾更加貼近的位置，以文學記錄了這部分真實的可能性，從中山北路的菲律賓人到北越的返鄉移工，她追尋著這些人的生命軌跡，一再向前追問、記錄，最終將這份獨特轉化為文字，呈現在我們眼前。
《我們：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中／英文版。（圖片來源／謝孟如 攝）
投身社會運動多年，經歷了不少無功而返的抗爭，以及組織分裂等挫折。顧玉玲走向學界，但她並未放棄勞權運動。至今她仍與北捷潛水夫症案的勞工一起抗爭，也在思索她現在的工作和喜好能與社會運動有什麼聯結；而她所在團體中的夥伴也時常彼此鼓勵，促使每個人進步。
「傷口是有力量的。」她解釋到，這並不是指兩個挫折的人聚在一起互相舔舐傷口。他們有可能打架、對峙，但在這過程中可能會再產生新的連結，受傷的經驗也使人長出承擔他人痛苦的能力。顧玉玲說她很佩服那些年紀輕輕來台闖蕩的外籍移工，雖然社會對他們是如此不公平，他們仍努力的奮鬥。她也在和這些勞工並肩的過程中獲得了膽識與勇氣，並且堅定了她對民主的想像。
「所謂的民主就是讓沒有機會拿到麥克風的人有機會說話，但不是麥克風拿到他面前就可以說，他的社會從來不教他有主體的說話，要有機會讓他練習；我們也需要練習，練習聽懂他者的話語，而不是還是我們說了算，我覺得這是中產階級最自以為是的地方。」
窗外的雨已經停了，但人們對於保護自身權益的抗爭是不會停下的。但願社會上有更多的傾聽與耐心，讓處在社會弱勢的人有更多機會掙脫名為社會階級的蜘蛛網。
關鍵字：勞工運動、顧玉玲、外籍移工、《我們：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、《回家》
封面圖來源：謝孟如 拍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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